悠悠一甲子 點點高座情－ 台灣少年工回顧與前瞻
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老人們，一個個彎著腰、駝著背步入會場。行動慢，招呼聲卻不落人後，還沒見著人影，「陳桑！」、「李桑，好久不見！」，宏亮的問候聲此起彼落。位子還沒坐定，看見老朋友前來，又一個個連忙起身，又是握手寒暄、又是勾肩搭背，場子好不熱絡。
這是「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第十八屆北區會員大會，會員清一色都是年過古稀爺爺們，有的是科技公司董事長、有的經營小本生意，還有擔任校長、教授，從事各行各業的他們看似並無關聯，但在六十年前日治末期的台灣，這群當年還是十五六歲的年輕小夥子，共同有著異國留學的美夢。
殖民母國的呼喚
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末期，日本為因應前線戰事吃緊，在本島沿海各軍工廠製造上千架戰鬥機與運輸機，由於後方人力短缺，從殖民地台灣徵召了八千四百多名十三歲到十八歲的台籍青少年，遠渡重洋到日本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廠（註一）工作。
日方開出的條件是，這群少年在日本工作期滿後，不但能擁有中學學歷，還能拿到「海軍技士」職業證明，而且平時工作還有薪水可領，對於生長在殖民後期的台灣學子來說，日本是進步和繁榮的象徵，赴日發展絕對比留在台灣更有翻身的機會，於是紛紛報考高座海軍廠。
自小務農的陳碧奎，一知道日本有升學機會，愛讀書的他不顧家人反對，在同意書上偷蓋父親印章，就算被發現後遭父親毒打一頓，才十六歲的他也深深明白，「赴日」和「海軍技士」，將是他一生千載難逢的機會。全台各地，和陳碧奎一樣懷著夢想的台灣少年不知凡幾，最後八千四百一十九名從各地篩選出來的少年郎，就這麼離鄉背井，登上開往二千四百公里遠的異國船隻，往他們夢想國度邁進。
二千多公里，換算成航程只有短短八天，可是對這一斑台灣農村長大的純樸少年而言，第一次離家就如此驚濤駭浪。憶起在船上的日子，六十年後滿頭白髮的黃毓蘭仍舊印象深刻：「太平洋的波浪太大，我住在通風不良又臭氣燻天的貨艙裡，有三天三夜吃不下飯，暈船暈到幾度還真想跳海解.。」但是想到故鄉殷殷期盼的父母親，最後還是撐了下來。
造飛機的日子
「高座海軍工廠」號稱是東亞第一大飛機製造廠，當時尚未擴建完成，它的前身為「海軍空Ｃ廠」。這群隸屬海軍軍屬的少年工到達日本後，陸續被派遣至其他日本國內航空廠支援生產。不過在造飛機以前，他們必須先適應軍隊裡嚴厲的集體生活。從海軍體操、唱軍歌等基本訓練開始，少年工們一點也不敢輕忽怠慢，「否則一不小心就會遭到棒球棒打屁股，或二個人一組用巴掌互相用力打對方的軍事處罰。」黃毓蘭說。
造飛機對一班十幾歲的少年郎來說，可都是全新的經驗。從釘鋼釘、製造引擎、螺旋槳到組裝完成，經過四個月的訓練，一整架「雷電」戰鬥機（註二）就可以全部由他們分工合作完成。
不過年輕時少不更事，偶有偷懶頑皮的時候。陳碧奎說，有一次某個負責淬煉釘子的同學偷懶，把還沒煉過的鐵釘當鋼釘用，當飛機造好後，試飛官一飛上天，飛機立刻四分五裂當場解體，飛官乘著降落傘下來氣急敗壞要找人興師問罪，旁邊一干圍觀的同學早已笑彎了腰。
戰時衛生環境差，軍工廠房舍都是臨時搭的，木造房間內四處是蚊子、跳蚤和白虱，特別在晚上睡覺時傾巢而出，少年們被咬得全身發癢，一包一包又紅又腫，夜不成眠，苦不堪言。而且隨著戰事後期日軍節節敗退，他們的待遇也每況愈下，原本伙食還會供應肉類，後來連白米都沒了，取而代之的是糙米和大豆混合的豆渣飯或小麥飯。原本和台灣的家人還能靠通信聯絡，也因為戰局混亂漸漸斷了消息，「空Ｃ廠」變成少年工口中戲稱的「苦死廠」（台語）。
戰火洗鍊中成長的少年
戰局日漸緊張，美軍的轟炸攻擊也越來越激烈，東京、名古屋、橫濱等大城市，都被炮火摧殘得面目全非。現任台灣高座總會秘書長謝清松說，美軍轟炸都先從空中澆下汽油，接著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再從一萬公尺高空投下無數顆的燒夷彈，滿城滿街都是一片火海。當人們忙著救火之際，第二波空襲投下數百公斤炸彈，最後是四、五百架戰鬥機瘋狂掃射，一個大城市可以在三天之內全部夷為平地。當時在中島飛機製造廠的謝清松，腿部不慎被戰鬥機子彈所傷，「逃跑的時候都不知道痛，只聽到後面戰鬥機轟隆轟隆作響，究竟離多遠也不敢回頭看，一直跑到防空洞感覺到痛才哭出聲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軍空襲名古屋三菱飛機製造廠一帶，造成廿五名少年工罹難。「五百公斤的炸彈，落地之前幾秒鐘的聲音實在恐怖極了。炸彈劃過天空發出的沙沙聲，混合建築物玻璃的震動碎裂聲，聽起來感覺就像人間地獄。」黃毓蘭說。逃過一劫的少年工像驚嚇過度的小鳥，圍在房舍裡議論紛紛個人的遭遇，得知自己的隊員平安無事，有些人掏出從台灣帶出來的護身符膜拜流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軍方人員跑得跑、逃得逃，少年工頓時變成被遺棄的「孤兒」，三餐不繼也乏人問津，他們自立自強組了「台灣省民自治會」，向相關單位爭取生活所需和回台灣的船隻。終於在一九四六年初，少年工重回闊別二年多的故鄉，除了一百多人選擇留日，六十四位戰時殉難外，其餘皆重回故鄉懷抱。
籌組高座同學會 六十年聚會不間斷
一九六一年，戰時負責指導少年工的日本海軍技師早川金次，在有六位少年工殉難的神奈川大和市附近，建立「戰歿台灣少年之慰靈碑」，消息經「朝日新聞」報導後，引起前高座海軍工廠的員工及少年們熱烈反應。一九六四年，留日發展的少年工成立了日本高座會，之後早川金次來到台灣，尋找殉難少年的家屬給予慰問。經過戰爭洗禮，這些「不再少年的少年工們」有意為過去同甘共苦的歲月留下歷史見證，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在各地籌組同學會，至今全台共有廿多個區會。二○○三年上報內政部為全國性社團，改名為「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簡稱「高座會」。透過每年至少一次的全國或地方區會，聯絡感情，共敘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同窗情誼。
一九九三年，適逢日本高座工廠成立五十週年，高座會一千多名會員組團到日本大和市舉行紀念大會，共同悼念當年殉難的同學；二○○三年十月，參加由日方舉辦的「留日六十週年歡迎大會」，會員們終於領到睽違六十年的畢業證書和在職證明書，年輕時的留學夢，化為手上薄薄的一張畢業證書，許多人早已老淚縱橫。
複雜民族情節 少年工坦然面對
高座會二度訪日，途中都會到靖國神社參拜當年殉難的六十四位同學，此舉在台灣政壇引起軒然大波。由於神社內合祀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為國捐驅」者的靈位，包括二次大戰後被判為甲級戰犯（註三）的東條英機等十四位將領，以及二萬多名台籍日本兵的英靈，多年來在台日間已爭議不斷。而高座會成員到神社參拜，被國內少數立委質疑向日本戰犯致敬，令他們十分感慨。謝清松的大哥在戰時殉難，牌位也在神社內，他說，抱著感念同學及親人的心情參拜，是基於一種感情和關係，並沒有政治立場或崇拜戰犯的意圖，心情非常坦然。
台日之間糾纏的民族情節，從少年工踏回台灣的第一步即有所感慨。看到滿街的國民政府軍隊，操著聽不懂的北京話，「感覺好像換了一個國家。」在日據時期皇民化
統治下成長的他們，從小學的是日文，每個人都有日本名字，在家說台語，學校則規定講日語，本國歷史學的是日本史，並不覺得自己和日本小孩有什麼差別。「只不過當看見日本和台灣小孩不能念同一所學校，才多少有點分別的感覺。」謝清松說。
「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和日本人一樣，因此受到差別待遇時才特別憤慨。」在戰時受傷的陳碧奎，因為日本醫院不平等的醫療待遇，造成他一生下顎無法如正常人開合的後遺症。
悠悠六十載 文獻資料見證歷史
「高座會」至今已舉辦十八屆全國聯誼大會，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更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返台六十年的千人盛會。只是存留在每一位白髮爺爺身上的故事，也將隨著時間的洪流逐漸消逝。一九九九年，由高座會編輯委員會出版的「難忘高座情」一書，紀錄了台籍少年工一甲子以來的歷史故事。另外，還有彭炳耀、陳碧奎等人的著述及自傳，也替這段回憶留下值得紀念的一頁。
拿出預備送交國家圖書館的文獻資料，謝清松說，想到「接班」問題，原本打算成立「高座會青年團」，然而年輕人一來不懂日文，二來對參與老年人集會沒有興趣，只能因此作罷。剩下的，就留給文獻資料說話。
「離開故鄉數千里，乘風破浪堂堂去，要到達有名的地方，大和海軍空Ｃ廠」，七十多名昔日少年工，以日語高唱「高座會」會歌。有著三年共赴生死的同窗情誼，和軍事訓練培養出來的吃苦敬業精神，使這段交雜著青春歲月的歷史，得以成為他們這一生永遠回蕩心底、感念不已的共同記憶。
※ 註一：當時日本尚未編制空軍，其部隊分屬於海陸二軍。
※ 註二：二次大戰時，名古屋三菱重工業會社生產的「雷電」戰鬥機。
※ 註三：二次戰後，聯合國在日本成立遠東國際法庭，對五千多名舊日本軍人和政府關係者進行起訴，依罪行分甲、乙、丙三級戰犯，其中東條英機等十四位主要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軍事將領皆被列為甲級戰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