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第十屆蕭邦鋼琴大賽冠軍鄧泰山(Dang Thai Son) (轉貼)
　　
　　作者：焦元溥
　　
　　在中華表演藝術基金會譚嘉陵女士的邀請之下，第十屆蕭邦大賽冠軍得主，也是該賽首位亞洲冠軍，來自越南的鋼琴家鄧泰山(Dang Thai Son)再度於二月二十八日於新英格蘭音樂院Jordan Hall舉行獨奏會。得獎近二十四年後，鄧泰山仍然以精湛的技巧與瑰麗的音色表現出動人的蕭邦，而他努力鑽研的德布西(C.Debussy)與法朗克 (C.Franck)，更表現出細膩的層次與深刻的情感。筆者有幸于音樂會後訪問這位傑出的鋼琴巨匠，一探其不爲人知的傳奇經歷。
　　
　　
　　焦元溥(以下簡稱「焦」)：請您談談您早年在越南的學習？您是怎麽在越南學習鋼琴與西方古典音樂的呢？
　　鄧泰山(以下簡稱「鄧」)：越南曾是法國殖民地，所以很早就由法國傳來西方的古典音樂，我的父母也都會說法文。我的鋼琴是由我母親啓蒙。那時還在越戰，民生凋弊，生活相當艱苦。但其實也就是因爲戰爭，國家動蕩，所以才沒人管我們學什麽。那是爲了躲避戰禍，我母親所在的學校整校遷至深山裏面。那時還真是跋山涉水，連鋼琴都是用水牛載到山裏的！不過幸好還有這一架鋼琴，我才能學習。
　　焦：在深山裏學琴？這要怎麽學呢？
　　鄧：那真是很不方便。就鋼琴而言，當然是很破爛了。但可怕的不只是破爛。那時我們都睡在防空洞裏，床旁邊就是地洞，一聽到炸彈聲就得躲進地洞藏起來。鋼琴也差不多，都在地下室裏。地下室當然很潮濕，那鋼琴不只踏瓣快爛了，更成了老鼠窩。每天早上練琴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拿棍子把老鼠從鋼琴裏趕出來！那時所有學生都只能在那台破鋼琴上練習，每個人只能分到二十分鐘。爲了多練點琴，我那時還在紙板上畫上鍵盤，在紙上練習指法。
　　焦：那練琴的時候不是也很辛苦，天天得躲飛彈？
　　鄧：所以我那時練就了一付好耳力，能夠分辨這飛機是來自美國或是蘇聯。聽到那引擎聲音急迫的，就是美軍，就得乖乖躲進地道。反之則是蘇軍，那我就繼續練我的琴。
　　焦：看來您確是天生的音樂家了，從小就有不凡的耳力！您在越南的時候就喜歡蕭邦了嗎？
　　鄧：是的。那也是一段很妙的機緣。那時在山裏面，也沒什麽樂譜，更沒有唱片，音樂都得自己摸索。然而，一九七○年，我的母親代表越南受邀參觀蕭邦大賽，順便在華沙買了很多樂譜和唱片帶回越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唱片中的音樂，而我的第一張唱片就是阿格麗希(Martha Argerich)演奏的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這是多麽精采的演奏呀！我聽了實在入迷，也就努力練習母親帶回來的蕭邦樂譜。可以說，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深深喜愛上蕭邦的音樂。
　　焦：誰知道整整十年後，您也成爲蕭邦大賽的冠軍得主！能否談談那次比賽？當時蘇聯鋼琴家要參加比賽，必須經過國家甄選。您是越南人，您也必須參加甄選嗎？
　　鄧：按理說，我是外國人，所以我不必參加甄選。可是爲了想試試自己的實力，我還是參加了甄選。當我被選上以後，我才比較有信心去參加比賽。那時整個莫斯科音樂院就只選了三個人，就是我、薛巴諾娃(Tatiana Shebanova)和波哥雷利奇(Ivo Pogorelich)。
　　焦：您和波哥雷利奇本來就認識嗎？
　　鄧：當然認識。因爲我們不只是同學，連宿舍都住在同一層樓！那時波哥雷利奇已經贏了義大利卡薩格蘭德大賽(Casagrande Competition)和加拿大蒙特利爾大賽(Montreal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是學校裏的大明星。他很特別，十二歲就進了中央音樂學校。這個屬於蘇聯培育幼兒鋼琴家的學校，一般的外國學生幾乎是進不了的。但或許因爲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才得以進入。他在塔馬金(Timakin)班上，和普雷特涅夫(Mikhail Pletnev)同學，那時交情就很好，也都練就極好的技巧。比較有趣的，也因爲波哥雷利奇是南斯拉夫人，所以他能從國外帶回許多西歐鋼琴家的唱片。那時在蘇聯，能夠買到的唱片幾乎都是俄國音樂家的演奏，除此之外頂多就是些東歐音樂家。西方音樂家，除了米凱蘭傑利(A.B.Michelangeli)和顧爾德(Gleen Gould)之外，幾乎很難見到。但波哥雷利奇每次都帶回來許多「希罕」的西方音樂家唱片，而我們同學也都極盡諂媚之能事，希望能聽到這些神秘錄音，所以他是學生中的大紅人。起初他也沒注意到我，覺得我不過是個從某某不知名地方來的外國學生。但後來我甄選通過，也要和他一起參加蕭邦大賽，他變得熱絡起來，還主動邀我到他房間一起研究他那些珍奇唱片。我記得那時我們一起聽阿格麗希的演奏，他聽了還撇撇頭說：「我彈可比她好」！
　　焦：誰知道這個彈的「不如他好」的鋼琴家，最後卻在蕭邦大賽幫了他大忙！談談那次比賽吧，您那時一定經歷了不少波折。
　　鄧：那真是千辛萬苦！首先，我本來根本不被波蘭允許參賽！那時比賽並沒有甄選，是靠推薦函，而我哪有什麽資歷！我在參加蕭邦大賽之前，不要說和樂團合作協奏曲了，甚至連一場獨奏會都沒開過！我的推薦函上只有兩句話：「在越南河內學鋼琴。現爲莫斯科音樂院學生」。這算什麽經歷呢？當時主辦單位真的不想讓我參賽；後來一方面他們覺得既然能在莫斯科音樂院學鋼琴，應該有一定水準。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蕭邦大賽還沒有越南人來參賽過。所以爲了給越南一個機會，我才被允許參賽。
　　焦：那時蘇聯有資助你參賽嗎？
　　鄧：沒有。我那時窮的不得了，自己坐火車從莫斯科到華沙。光是這一趟火車就夠折騰人了！下了火車還得自己找到旅館，累的半死─幸虧旅館和愛樂廳很近，要不然還真是麻煩。我那時窮到連一件正式的禮服都沒有，在前幾輪比賽我都穿著一般的衣服上場。最後進了決賽，要彈協奏曲，我才驚覺沒有一件禮服怎麽和樂團合奏！這不是很失禮嗎！只好趕在二十四小時內請人作了件禮服給我，總算在臺上有一件正式禮服可穿。所以我那時比賽是初生之犢，第一次參加比賽，根本不知道緊張，惟一的壓力反而是擔心決賽那件禮服能否趕工完成！
　　焦：您比賽時彈了什麽曲目？我聽說您當年的蕭邦a小調練習曲(作品二十五之四)可是技驚四座，謂爲傳奇。
　　鄧：那是因爲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才選這首能炫耀左手快速移動的練習曲！我決賽時彈了蕭邦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這並不常見，大家都喜歡彈第一號。不過第三屆冠軍查克(Yakov Zak)當年也彈了第二號。
　　焦：您爲何會選第二號呢？是因爲第二號比較有詩意嗎？
　　鄧：不！是因爲第二號比較短！我那時不是連和樂團合作的經驗都沒有嗎？所以我就想選一首短一點的，少彈少出錯！
　　焦：想想這比賽真是傳奇。您成爲第一位得到蕭邦大賽冠軍的亞洲鋼琴家，波哥雷利奇則因阿格麗希而成名，而你們的同學薛巴諾娃也得到第二名。看來莫斯科音樂院是大獲全勝了！
　　鄧：其實那個時候波蘭主審非常希望薛巴諾娃能奪冠，因爲那時波蘭在極力拉攏俄國的關係。那時評審一派支援波哥雷利奇，一派支援薛巴諾娃，但就沒聽說有人特別爲我說話，但最後卻是我得到冠軍。不過薛巴諾娃也是非常好的鋼琴家。她生了一個天才兒子，現在也是鋼琴家，應該會參加下一屆蕭邦大賽，我們拭目以待吧！
　　焦：不過您能奪冠應是無庸置疑，因爲您除了首獎之外，還囊括馬祖卡獎、波蘭舞曲獎和協奏曲獎，可謂壓倒性的勝利！大賽之後，您和波哥雷利奇還有連絡嗎？
　　鄧：沒有了。這次比賽對他是個不小的打擊，我想以他的自尊大概很難忍受這種結果。其實波哥雷利奇對外人雖是戴上冷面具，但對他熟的朋友卻是相當親切。我們畢竟是同學，他後來說的一些話和對我的冷漠，在那時確實傷害了我。然而，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想想真的也沒什麽。日子還是得過；比賽不是人生，只是一時罷了。
　　焦：您怎麽看待波哥雷利奇的演奏？
　　鄧：波哥雷利奇當然是非常好的鋼琴家，他的音樂和技巧都非常特別。這都來自于他的老師，也就是其妻子凱澤拉絲(Alice Kezeradze)。波哥雷利奇的音樂很深，彈出來的聲音也很深。他的音樂像是「數位化」思考，所有的元素都在他的設計與控制之下，能夠在慢速度下維持音樂的凝聚力。我們學曲子總是非常快，一兩周練好一部新作品。但波哥雷利奇卻是千錘百鏈，琢磨各式音色、技巧和句法，一個曲子非練個兩三個月不可，而他也確實投入更多時間在練習之上，維持曲目的廣泛。這點非常不容易。我是相當欣賞他的演奏的。
　　焦：凱澤拉絲當時有名嗎？
　　鄧：幾乎沒人知道她！當時是有一些學生私下和她學鋼琴，但沒聽過有人認真和她學。我想你知道她和波哥雷利奇相遇的故事：波哥雷利奇向來被大家捧在掌心上，大家總是說他彈得多好多好。可是在一次宴會上，凱澤拉絲聽了他的演奏，卻批評他的不是。然而，波哥雷利奇當下卻覺得如醍醐灌頂般豁然開朗，立即決定向她拜師學習，後來更結婚了。
　　焦：在俄國好像很多學生和老師都很親近。
　　鄧：這確實是俄國的傳統，老師真的很照顧學生，把學生當成自家人，很多學生還住到老師家裏。
　　焦：您後來回到俄國去，從一個學生變成大賽得主，生活有沒有改變？
　　鄧：我一回去就發生一個故事。我那時在華沙，一個人什麽都不懂，帶著一堆比賽獎金。那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金呀！結果人生地不熟，一時糊塗，差點把獎金給丟了。當時比賽單位好心，建議我可以把錢留在波蘭，等到回來演奏時再把錢拿回去。我心想這樣也安全些，所以就聽了他們的話。結果我帶著大包小包東西，興高采烈地一回到莫斯科，我的老師就告訴我他被官方約談，說他的學生把錢留在國外，意圖逃跑！
　　焦：天呀！他們怎麽會知道！難道KGB也跟你去比賽嗎？
　　鄧：就是不知道他們是怎麽知道的，所以才可怕。我雖然是越南人，但還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那時蘇聯對什麽都是嚴密控制。舉例而言，我在得獎之後才開始學英文。那時我找的英文老師，也就是波哥雷利奇的英文老師，她所用的教材完全沒有日常生活會話，所有的對話都是政治的！連這種語言學習都具有高度政治性，更不難想像當時的政治環境。像我的老師巴許基洛夫(Dimitri Bashkirov)，有一次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如果哪一天你要逃跑，請你先告訴我，讓我有個心理準備。巴許基洛夫本人確是深受其害；他的很多出名學生跑了不說，連他的女兒，也是嫁給克萊曼(Gidon Kremer)後跑了(後來又「轉嫁」巴倫波因(Daniel Baremboim))。所以巴許基洛夫那時都不能出國演奏，因爲蘇聯怕他也跑了。我那時就對他說：「只要我還是你的學生，我就不走」，讓老師放心。
　　焦：您那時真的沒有想要走嗎？
　　鄧：沒有。這有很多因素。我那時妹妹和弟弟都在莫斯科念書。我若逃走，他們勢必會在蘇聯受到折磨，我不能這麽做。再來，我也不想走。我一九七七年才到莫斯科，三年後就得了蕭邦大賽冠軍，但我覺得我還不夠，還沒準備好迎接密集的演奏事業。我當時考莫斯科音樂院時，所受的訓練很有限，手指一看就知道沒什麽專業學派訓練，不像波哥雷利奇他們從小就打下好基礎。那時我是因爲彈得很有音樂性，所以他們才願意收我。因此得獎之後，雖然有大賽冠軍頭銜，但我不能讓自己停留在這些有限的曲目裏，我想繼續學習。我後來在蘇聯又待了七年多，很認真地琢麽我的音樂和技巧。不過，演奏受限卻是真的。蘇聯時代，我那時幾乎只能在東歐國家演奏，到西方世界演奏得經過極其繁瑣的簽證手續，也不見得能通過。蘇聯瓦解後，我的北越背景又不見容於美國。直到我一九九五年取得加拿大公民之後，才能在美國演奏。
　　焦：您爲了繼續學習真的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不過您是太客氣了；您當年在蕭邦大賽的演奏就已證明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鋼琴家了！能否談談您在蘇聯的學習？您是由卡茲教授(Issac Katz)在越南發掘，然後帶往蘇聯學習，後來又跟隨納坦森(Vladimir Natanson)和巴許基洛夫學習。可否特別談談您和後兩者的學習？他們的教法一樣嗎？
　　鄧：完全不同。就學派而言，他們兩位算是師出同源。納坦森是芬伯格(Samuel Feinberg)的學生，而芬伯格是郭登懷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的學生。巴許基洛夫則直接師承郭登懷瑟，也曾是郭登懷瑟的助教。然而，他們兩人的風格和教法卻完全不同。納坦森算是當時莫斯科音樂院裏屬於舊俄國學派的最後代表人物，風格很俄國，非常浪漫熱情。巴許基洛夫當然也很熱情，但他的音樂更具思考性，涉獵的曲目也更多，包括德布西和拉威爾。更重要的，是巴許基洛夫是真正活躍在舞臺上的大鋼琴家。很多職業演奏者所遇到的演奏或技術的問題，他才能真正給我解答。我當時準備蕭邦大賽時，主要是和納坦森教授學習，但後來就逐漸向巴許基洛夫學習。
　　焦：我覺得您當年的蕭邦並沒有很強的俄國風格，可否請教您那時的蕭邦受誰的影響最大？
　　鄧：我覺得是霍洛維茲和魯賓斯坦。就霍洛維茲的演奏而言，他真正瞭解鋼琴的演奏句法，但又能表現出超越性的成就。鋼琴不比弦樂能夠做到真正的漸強，每一個音彈出後就已經固定了。但霍洛維茲的演奏卻有著極巧妙的控制，能夠做到不可思議的句法和漸強效果。我對這點極爲佩服，也研究他的音樂思維和演奏方式。魯賓斯坦對我的影響則是他自然的音樂風格。在準備蕭邦大賽時，我受霍洛維茲影響較多，但現在則傾向追求魯賓斯坦式的表現。
　　焦：您和巴許基洛夫學了多久？
　　鄧：正式而論，是三年左右。不過我們一直都保持很好的關係，我也很高興他欣賞我的演奏。巴許基洛夫熱愛教學，也懂得教學。很多很好的演奏家不會教，因爲他們根本沒遇到過技巧問題，面對學生的問題根本無力解決。巴許基洛夫就很能分析問題之所在。不過他上課非常的嚴格，對學生要求非常高。我記得那時上課有人彈不好，他氣的大罵「給我滾出去！」，甚至還把椅子也給摔了出去。我們看了都嚇呆了！
　　焦：學生能接受這麽嚴厲的教學嗎？
　　鄧：這又有一個故事。有一次他罵一個女生彈不好，結果這個女同學說她心臟不好，不能承受這種責駡。巴許基洛夫怕鬧出人命，所以就答應她不罵了。結果等那女同學彈完，巴許基洛夫很無奈地說：你要我不罵，可以。可是我一不罵，你看看你彈成什麽德性…我看還是該罵！不過，他真是很用心的老師。我去年在莫斯科開獨奏會，他也來聽了，什麽小瑕疵都聽得仔仔細細。他總是很關心學生的演奏。
　　焦：巴許基洛夫這麽熱情，當年應該去和紐豪斯(Heinrich Neuhaus)學才對。
　　鄧：確實是。他當年雖然在郭登懷瑟班上，但總是跑去聽紐豪斯講課。我覺得他的個性更適合紐豪斯那一派。
　　焦：紐豪斯和郭登懷瑟處的如何？
　　鄧：並不好。紐豪斯喜歡大堂課，人越多越來勁。常常自顧自的講，然後下課後再偷偷給他指導的學生說一句：你明天下午來找我。因爲他根本忘了他是在給這個學生上課，心神都放在和聽衆講課上了。郭登懷瑟很不欣賞紐豪斯這種方式。有一回郭登懷瑟甚至對紐豪斯說：「你即使那天死了，我也不會去參加你的喪禮！」；那知道紐豪斯更厲害，回答說：「可是，我可會參加你的喪禮！」。
　　焦：真是太精采了！不過郭登懷瑟一九六一年過世，紐豪斯六四年才走，看來紐豪斯是「勝利」了。您後來和蕭邦大賽還有連絡嗎？
　　鄧：有的。事實上，我會當二○○五年蕭邦大賽的評審。這次蕭邦大賽在制度上會有大改變。首先，蕭邦大賽將取消現行的錄影帶甄選，改成在比賽前一周進行初選。這個初選一樣在華沙舉行，但評審都是波蘭音樂家。初選最多選六十位鋼琴家，再進入正式的比賽，而正式的比賽也就從四輪改成三輪。另外，決賽本來只有六個名額，如今也將放寬成十個名額，讓更多的選手能夠參加決賽。
　　焦：爲什麽會有這樣的變革呢？
　　鄧：我想是上一屆比賽爭議太大了。我上次去華沙，大家都在談論安寧(Ning An)，說他演奏是多麽傑出，大家對比賽結果也都很有意見。初選和正式比賽分開，好讓一些沒能力的人淘汰出局，把正式比賽給真正有實力的選手。而決賽增加名額，我想總能比較能避免像安寧這樣的好手被惡意擋在決賽門外，導致決賽乏善可陳，讓一些缺乏實力的人得獎。一旦真正的好手進了決賽，決賽也就是公開的競爭，好壞大家都看的到，輿論壓力也會更大。
　　焦：您有特別喜歡的作曲家嗎？
　　鄧：我喜歡的作曲家隨著時間而變。以前當然對蕭邦著力最多，但現在我對法國作品，特別是德布西和拉威爾等最爲喜愛。
　　焦：您的德布西是向巴許基洛夫學的嗎？
　　鄧：其實我的德布西算是自己學的。不過，我因爲住蒙特利爾，所以學習法文，也因此常常去巴黎。我和以前巴黎音樂院的教授桑貢(Pierre Sancon)、蕾鳳璞(Yvonne Lefebure)以及馬卡洛夫(Nikita Magaloff)等鋼琴家都是好朋友。他們都是非常好的音樂家，我也常向他們請益法國音樂的演奏與詮釋。
　　焦：那鋼琴家呢？您有沒有喜愛的鋼琴家？
　　鄧：我欣賞的鋼琴家大多都作古了。在現今鋼琴家中，我最欣賞的大概有兩位，一位是魯普(Radu Lupu)，另一位是蘇可洛夫(Grigory Sokolov)。這兩位元都有很深刻的音樂，蘇可洛夫更是整個人都在音樂裏面，演奏具有吉利爾斯(Emil Gilels)和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的力道和氣魄。他以前在聖彼得堡音樂院教了好一陣子，後來辭職了。原因是：「我聽到一個錯誤，那是個錯誤。可是我當教授，聽了同樣的錯誤成百上千遍之後，我就開始習慣那個錯誤了！這怎麽行！」。
　　焦：您常回越南演奏嗎？
　　鄧：每年都回去！法國人在越南蓋了一座非常典雅的音樂廳，大概是歐洲人在亞洲所建最好的。現在越南的音樂水準也大有提升，我也願意多回去演奏。能看到自己的祖國不斷進步，是我最欣慰的事。
　　焦：希望您也有機會再到臺灣演奏！我對您十年前的蕭邦第一號鋼琴協奏曲還是印象深刻！
　　鄧：我很樂意！很少有音樂廳像臺北國家音樂廳一樣有那麽多鋼琴可選，那確實是很美好的演奏經驗！
　　■焦元溥，台灣樂評家，作品見於《聯合報》、《自由時報》、香港《明報》月刊、《亞洲周刊》、《人民音樂雜誌》（北京）、《古典音樂雜誌》（臺灣）等刊物